二乔与东风何干？
我喜欢杜牧的律诗和绝句，尤其是七绝，多有脍炙人口的名篇，《赤壁》即其中之一：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
这首诗的绝妙早有定评，而这首诗的失实却鲜有非议。事实上，赤壁鏖兵与铜雀春情完全是两回事！翻开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这部编年史明白记载，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，卷65写着，周瑜部将黄盖“先以书遗操，诈云欲降。时东南风急，盖以十舰最著前，中江举帆，余船以次俱进。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，指言盖降。去北军二里余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尽烧北船，延及岸上营落。顷之，烟炎张天，人马烧溺死者甚众。瑜等率轻锐继其后，雷鼓大震，北军大坏”。铜雀台成则在后二年，即建安十五年，卷66亦记载明白，“冬，曹操作铜爵台于邺”。铜爵台即是铜雀台。《水经注．浊漳水篇》云，“邺西三台，中曰铜雀台，高十丈，有屋百一间。”赤壁在前，铜雀在后，二乔与东风有什么干系？
不过，读杜牧诗者能有几位一定要同诗人较真不可？恰恰相反，把赤壁鏖兵和铜雀春情连在一起，渐渐成了民间信史！最典型的例子是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部小说成书晚了几个朝代，罗贯中显然接受了小杜的影响，而又大大地挥洒了自己的天才。该书第44回写诸葛亮智激周瑜，用篡改《铜雀台赋》的文字游戏，使得周郎“勃然大怒，离座指北而骂”曹操老贼。这段描写由于前有蓄势，后有突转，人物性格鲜明、鲜活，已经成为名篇名段。若论曹植的《登台赋》（即《铜雀台赋》），其实又有两种说法：一说作于建安十五年，《魏志》本传：“时邺铜爵台新成，太祖悉将诸子登台，使各为赋，植援笔立成 ”；另一说是建安十七年，曹丕《登台赋序》：“建安十七年春，上游西园，登铜爵台，命余兄弟并作”。无论何种说法，总在赤壁大战之后。再说诸葛亮把“二桥 ”改为“二乔”（“乔”姓古时本作“桥”），变成“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”，河梁倏然变成美女，这更是罗贯中的戏法了！有趣的是，千百年来，谁也不去理会史实上的正误，只着眼于审美上的妍媸。为什么？为传神！
清人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借用苏轼诗句表述杜牧诗的风格———“杜樊川雄姿英发”，今人缪钺则把杜牧诗风格的特点概括为 ———“俊爽”，实在妙极！缪钺认为，“大凡作律诗与绝句，劲健者容易失于枯直，而有韵致者又多流于软弱，杜牧的作品，独能于拗折峭健之中，有风华流美之致，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，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。”真是高论，的论，至论，妙论！我还注意到，杜牧的律诗和绝句中的咏史诗，不但善于选择典型的事件加以形象的刻画，而且善于把“历史的经验教训”之史识隐匿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之中，因而每每从“俊爽”里流溢出一缕淡淡的哀伤。比如眼下这首《赤壁》，我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的遥接万代的感慨：伟烈丰功固然仰仗于旷世英雄，同时也离不开客观的情势，包括稍纵即逝的某种契机，一如那襄助周郎火烧赤壁的东风。《赤壁》所传的不是历史之貌，正是历史之神！
涉史有讹误，传神无参差，此《赤壁》诗之所以无人摘误而传诵古今者也！
郭启宏 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赤壁 [杜牧]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
自将磨洗认前期。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
铜雀春深锁二乔。念奴娇·赤壁怀古
【作者】苏轼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!
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